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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卢星宇：我不关心父亲的钱从何而来》、《“卢美美”：“父亲靠什么赚钱，我确实不太了解”》等报道被广泛关注。在媒体报道卢星宇持续不断的国内慈善行为的同时，从新闻标题也可看出，人们依然对卢俊卿到底是怎么赚钱的，赚的钱是否正当感到非常好奇。这个问题干扰了人们对卢俊卿的基本正确认识，也正是破解“华商谜题”的关键点。
人们对卢家财富的认识，更多的是源于卢俊卿父女的大手笔花钱做慈善的记录，包括卢星宇捐出的压岁钱就上百万；帮助“带弟弟上学”的农村留守儿童龙张欢请保姆，承诺五年中每月从自己工资里拿出2000元为龙张欢一家请保姆；捐款20万元帮四川省凉山喜德县拉克村建立小学；认捐20万元购买“平安校车”行动的第一辆校车。还有卢俊卿父女向“中非希望工程”带头认捐1个亿，青基会已经确认到账1100万元；2009年春节，卢俊卿和陈光标、刘永好等都带着全家人到四川重灾区给受灾群众发新年红包和年货，发了3000多万元红包和3000多万元的年货；卢俊卿向母校捐款100多万元，建立了“俊卿助学基金”；卢俊卿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百万元资助大学生创业；卢俊卿出资300多万元在家乡开办“感恩堂义诊所”，等等。这不仅让人生疑，这对父女怎么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来做这些善事？
因为媒体的不解，把卢俊卿的赚钱模式用“灰色”来描述，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通过我的分析和了解，卢俊卿赚钱模式一点也不神秘，一点也不灰色，合理合法，值得同行业的人学习借鉴。
卢俊卿赚钱一点儿也不神秘
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官网上，我们能看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提供的各项服务，共有68项，可以归纳为包括“十三大平台服务，六大个性化服务”。在这个服务系统中，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搭建了一个兼具公开性、开放性、互动性的平台，涵盖了基础商务、行业服务、金融服务、国际商务、公关服务、慈善公益、管理咨询、学习修炼、子女及夫人服务、会所服务等各个方面，向会员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帮助。他们所提供的是一种全方位的立体化服务，兼具咨询业、投资业、管理培训业、企业家俱乐部等行业的特征和项目内容。所以简单说，卢俊卿是靠提供服务赚钱的。服务业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指的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服务形式，生产性服务业指的是各种如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贸易公关等商业服务，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显然属于后面一种。
那为什么企业会向他们来购买这些服务？这源于卢俊卿所搭建的这个拥有数万企业家会员的庞大资源平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能够搭建这个平台，不得不让人佩服卢俊卿长袖善舞的资源整合能力。靠着多年来这个庞大服务系统所产生的平台资源，出现了马太效应，结果聚合了越来越多的资讯、商机和人脉等资源，会员企业家的数量也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他们的平台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企业家会员间的资源交流平台，企业与各地政府的合作对接平台，华商企业走向海外国际合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所产生的资源对接与合作，卢俊卿甚至可以不收项目中介费并对一般性服务免费，只收取平台准入费（会员服务费）和对企业个性化服务的收费。超值的服务聚拢越来越多的人气，平台价值年年攀升，服务费价格年年上升。这，就是卢俊卿的赚钱之道。
为什么说卢俊卿所做的是“平台经济”?
所谓“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ic），指的是搭建一种机会平台，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而获得收益的一些商业模式，往往有着较高的利润回报。比如微软、苹果、沃尔玛、阿里巴巴、腾讯等都是典型的“平台经济”型企业。网络平台型服务企业的一般模式是：平台免费，增值收费；产品免费，服务收费。这个平台就像PC电脑的“操作系统Windows”，在上面可以运行很多的“应用软件”，也可以衍生很多利润机会。比如腾讯公司的QQ，普通的使用者可以一分钱不花，但是有个性化服务要求的会员(如加入VIP会员，QQ秀等）则可以收费；使用360软件可以不收费，但个性化服务则可以收费。谁拥有了能产生巨大流量的平台，谁就可以轻松取得巨大的利润。再比如苹果公司，他们创造了iphone和ipad，而在上面可以运行数以百万计的app应用，而每种应用都可以产生新的利润。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是一种平台经济，众多的商家在alibaba或者taobao上都可以产生利润，所以有人称“是平台的力量成就了阿里巴巴”。
线下平台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沃尔玛、国美、苏宁等等，他们的大卖场实际上是搭了一个平台，很多商家可以入驻商场，与顾客进行交易产生利润。与网络线上平台所不同的是，由于场地费、水电费等成本压力，线下平台会对参与平台交易的商家收取进场费和服务费。
卢俊卿所做的也是一种非虚拟的线下“平台经济”，是一种基于会议与活动的线下平台。如前所说，因线下活动成本较高，所以由天九儒商集团向参与平台互动的会员企业收取恰当的平台准入费用(包括了部分标准化的会员服务）。有人质疑卢俊卿左手免费，右手收钱为“双面王朝”，恰恰这种双平台模式正是卢俊卿大胆而成功的一种制度创新，使世华会在众多的企业家会员平台中突颖而出，受到企业家的欢迎。如果说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平台的搭建者、资源的整合者，那么天九儒商集团就是平台的支撑者、服务者和资源的管理运营者。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天九儒商集团的增值服务，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的一个空名头衔对企业家会有什么价值？企业家之所以愿意花钱参与到平台中来，看中就是平台里的服务，并在平台里实现资源交流、互相学习和公平交易。有些协会光收费而不服务，或服务不到位，就是因为缺乏实现服务的市场机制，无法维持服务的成本支出。卢俊卿的双平台模式不仅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没有问题，而且值得学习借鉴。
社会上很多人对协会组织存在着极大的偏见，这正是长期的传统协会体制产生的弊端给人们带来的印象。传统协会的公信力往往被一小部分人滥用，变成一些控制协会的人敛财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官倒腐败现象。因为协会是公家的，信用和责任也是公家的，公家不投入，活没人去干，活动搞不起来；协会要活动必须有收入，要收入必须依靠商业运作，结果协会被分包或层层转包用来商业操作，出现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光收费不服务，或高额收费少服务现象，协会成为了少数人牟利的工具，留下一地鸡毛和公信力的沦丧。因此，不改革现有社团管理体制，只收费不服务的现象将永远得不到遏制，直至公用机构信用完全丧失。改革现有社团管理体制，一是要放开，二是要监管，第三是特别要引入竞争机制，对会员日益增长的平台服务和个性服务的要求可以利用市场化手段来满足。卢俊卿的双平台模式恰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卢俊卿对协会和公司都要承担100%的责任，所以，他会视协会和公司品牌信誉为生命，特别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恭恭敬敬为会员企业家服务。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风波事件发生以来，绝大多数会员企业家依然拥护他，卢俊卿连续每周举办幸福企业大讲堂，虽然费用不菲，却依然拥有众多听众，说明什么？说明卢俊卿不是靠国字号的牌子，也不是靠自我标榜，而是靠自己过硬的服务能力和自己在企业家中建立起了信誉和信用。在卢俊卿搭建的平台里，双方自愿走到一起，正常地开展学习交流和服务活动，为此向平台缴纳一定的费用，这又有什么好非议的呢？人们需要擦亮眼睛，不要被眼红卢俊卿赚钱的某些别有用心、煽风点火的人利用了还不自知。
正如我们社会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一样，卢俊卿的平台也许不是完美的，还需要不断的完善。但是在法治社会，谩骂和恶意攻击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对于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可以投诉，如果真有欺诈和侵权现象也可以诉诸法庭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媒体以偏概全，为了吸引眼球而吸引眼球，不作全面调查就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只去片面地报道那些叫骂的，却不去听听那些支持者的声音，特别是那些支持卢俊卿的会员企业家的声音，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会员企业家从卢俊卿的平台中得到了什么？
目前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瓶颈，如资本瓶颈、管理瓶颈、文化瓶颈、人才瓶颈等，如果不能突破这种瓶颈，很难做大做强。企业家们可不是一个容易被忽悠的群体。如果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资源和回报，是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支付较高的服务费用给一个不靠谱的协会的。我想通过以下的成绩单来看看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卢俊卿搭建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这个交流平台，已经累计为地方招商引资达数百亿元。仅第二届全球华商500强高科技论坛暨荆州经贸洽谈会，荆州就共签约项目52个，项目总投资额达89.56亿元。协会也帮助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世界，如促成中泰合作项目签约达62亿等。
再比如中央电视台2011年11月10日《新闻联播》报道了由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银赛控股等单位于2010年共同发起的“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海南省省长蒋定之、马里前总理凯塔等出席，会议最后发表了《万宁宣言》，为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对企业走向非洲加强协调、指导、规范、教育和提供具体服务，确保了中非经贸合作始终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
协会每年在北京举办杰出华商大会、财富领袖论坛、华商资本论坛、华商500强论坛、华商精英合作年会等五次千人大会，促进资本、项目面对面，人脉、商机手牵手，思想、智慧大碰撞；城市投资考察方面，每月举办1～2次城市投资考察活动，促进企业家与城市主要领导面对面交流，共享城市发展商机。
协会每年4月邀请各国驻华大使、我国前驻华大使与相关会员企业在人民大会堂欢聚一堂，共谋合作；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每年10月中旬，邀请非洲各国驻华大使、我国前驻非洲大使与相关会员企业家共谋合作，并将照此模式启动中欧合作圆桌会议、中亚合作圆桌会议、中美合作圆桌会议；财富全球行——每年举办2～3次财富全球行活动，带领会员企业家走出去开展系列经贸合作活动；在法国的中央大厦夏斗湖市建立杰出华商法国创业园，旨在帮助会员企业产品更加便捷地进入欧盟市场，同时节约关税，减少贸易摩擦。
协会在全国各大经济活跃区域建设“华商之家”会员服务基地，将协会的服务功能复制到各大经济区，让会员更加便利地共享协会服务资源。根据会员企业家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分布，成立矿产投资联盟、节能环保投资联盟、新材料产业投资联盟、金融服务产业投资联盟、城市建设投资联盟等产业投资联盟，按照行业分类向会员企业提供区别服务，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和适用性。每月举办一次行业合作洽谈会，每月组织一次行业投资考察活动，专业团队常年为会员进行合作对接，积极利用协会内外的资源为会员企业寻求商机和促进合作。
协会每月邀请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师协会、税务咨询服务机构领导和专家对会员企业家进行税务培训、咨询和指导；每月邀请有关政法部门、行业协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领导、专家对会员企业家进行法律培训、咨询和指导；并在每个细分的咨询领域选择一家最优服务能力的机构成为联盟成员，常年为会员企业提供优质优惠的咨询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品牌、营销、战略、资本运营、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等等。
协会每月为会员企业家及其高管开设中华儒商大讲堂提供一次为期3天的高端免费培训；每月组织一次会员企业家到知名企业学习考察；每年组团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经济全球论坛等高端活动。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紫玉会所、北京唐人街会所，向会员企业家提供集会议、休闲、餐饮、娱乐、商务活动、艺术交流和艺术品展示于一体的高端会所服务，可使会员企业家享受一站式高端服务，并建立由劳斯莱斯、奔驰、GMC房车、宝马、林肯、奥迪等近50辆高档车、商务车组成华商车队，专门为高级会员企业家到京提供免费接送机（站）、商务、旅游等用车服务。
综上所述，卢俊卿在为企业牵线搭桥的过程中，其为企业创造的增值收益要远远多于企业付出的会员服务费。中国民营企业家是很上进奋斗、自强不息的一个群体。为什么MBA、EMBA课程受欢迎，因为企业家们需要学习知识、交流信息，不断拓展人脉资源。卢俊卿所搭建的平台显然起到了这方面的独特作用，满足了企业和企业家的特定需求，难怪会受到那么多成长中企业的欢迎。
为何卢俊卿能获得巨额财富？
要说卢俊卿为什么这么赚钱，其实就是他先人一步了解到了企业的特定需求并且创造了一个真正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平台。他真正了解企业对这种高效的、市场化平台服务，企业家对高端的、人性化的服务是多么的渴求，并且用心去做好这个平台，扎扎实实提供了这些服务。
美国运通公司专为世界顶级富豪定制的顶级信用卡——百夫长卡，俗称黑卡。手中持有黑卡就意味着拥有让世界各地的人为你服务的权利。美国运通向持卡人提供“全能私人助理”服务，他们的承诺是“只要想得出的，都能做得到”。在中国，类似的服务形式，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也做得很出色。据华商协会的员工讲，企业家会员的个性化服务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包括：想要在北京联系专家给家人看病；希望用劳斯莱斯接送贵客；希望帮孩子联系出国留学；希望聘请一位国内知名的律师；等等等等。浙江一位企业家会员说：“别看我在当地事业很成功，但来到北京就两眼一抹黑。成为华商协会的会员后，就像在北京成立了个办事处。”卢俊卿也多次讲，自己永远不做领导，只作华商的公仆。这种姿态和这种服务，怎么能不受企业家会员的欢迎？有的企业家在得到自己想要的高端服务后，甚至还额外给协会馈赠高级汽车，甚至是房产。
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这个庞大资源平台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供有求自然容易促成合作，达成生意。对于那些有前景，但缺少资源的成长型企业，世界华商协会就会利用已有的巨大平台资源对其进行孵化，包括协助资金融通，整合专业资源，提供管理咨询等等。负责执行服务的相关机构在帮助这些企业达到特定的目标后，即可按照协议获取一定的股份或其他的中长期利益。这种协议形式与高盛、摩根、瑞银等投行的投资形式类似，不同的是华商协会更倾向于利用其平台资源进行扶持。这就是卢俊卿平台未来的方向，一旦平台孵化的企业逐步成功，卢俊卿表态说，未来他甚至可以完全开放会员平台，对一般性服务实行全部免费。
《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4日发布了《中国会议蓝皮书》显示，中国会议经济年产值近万亿，我们无法判定中国会议经济构成中有多少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成分，但卢俊卿所创造的市场化企业家平台对会议产业的价值贡献显然是扎扎实实、毋庸置疑的。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成长，中国会议经济也会水涨船高。卢俊卿搭建的平台，也定会为卢俊卿带来更加可观的财富。
为什么说卢俊卿的平台模式应该得到鼓励？
前段时间对卢俊卿事件的争议，既有对服务业的认识偏差，也有长期计划经济和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身份论”、“出身论”思想糟粕在作怪。事实看来，卢俊卿和他的世华会并不是简单靠收取会费和游走于退休国家领导人之间，蛊惑企业家谋取钱财，不是人们以为的掮客、皮包公司，更不是骗子；他在为企业牵线搭桥的过程中，其为企业创造的增值收益要远远多于企业付出的会员服务费。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内经济的日趋繁荣，会展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会展业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被誉为21世纪的“无烟工业”。不可否认，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很多的资源平台的实现是通过高端会议、出国考察等形式实现。据《纽约时报》的消息称，达沃斯论坛的每个与会者至少需要支付71000美元，而这一费用才只是最低收费，如果想参加小型的更高级的工业专门会议，就必须缴纳更高一级的137000美元会员资格费。但如果想升级至“行业伙伴”甚至“战略伙伴”，还需要交纳更多的费用，而且机票酒店用车等费用还需自理。联合国可以收费，奥委会可以收费，达沃斯可以收费，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民间协会收费就要被人诟病？难道我们中国人只有等别人建立了游戏规则，只有加入和听从的份？
经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已产生“洼地效应”，国际资本开始大量注入中国服务业，我们对于本土的服务业也应当大加鼓励和引导。吴敬琏在不久前财新峰会的发言中指出的，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制造业中的一个趋势是在总成本中间加工制造的成本比重降低，而交易成本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在社会总成本中，交易成本的比重在一半以上，因为加工制造的成本降低、效率的提高靠分工，分工越来越细、分工的各个分支、各个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它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来越高。而服务业作为处理交易成本的行业，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卢俊卿所做的正是属于这种生产性服务业范畴。
我国服务业发展起步比较晚，国务院在2007年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后，发展服务业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发展比较晚，以及前述对服务业的错误理解，我国服务业总体上存在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等问题。特别是生产性服务比重小、服务领域被当作非生产性的活动，许多本可以产业化经营、商业化运作的服务领域，被当作公益性、福利性的社会事业来办。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的原因，既有认识方面的因素，也有政策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服务业当作不创造新价值的非产出部门、辅助性部门，夸大生产决定服务、服务从属生产的作用，而忽略服务对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过分强调服务业的非经济职能，忽视其产业功能。在这种扭曲的思维模式导引下，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政策自然难免有失偏颇。片面强调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将许多本来应该交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服务部门由国家专营、牢牢控制，官办服务业，大而全小而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服务内部化，严重浪费资源。官办服务业抑制了自由竞争，服务产品少、服务价格高、服务质量差，既阻碍了服务供给者改善服务的积极性，又制约了服务的有效消费需求。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并讲话中提到：必须要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对于隶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经济”也属于国家鼓励发展并扶持的项目内容。
社会组织和公司本着自愿、公开、透明的原则为企业提供服务，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都应该得到尊重、支持和鼓励。对基本情况都不清楚，仅凭只言片语就妄加评价，毁人声誉，是不负责任的。别有用心者趁此落井下石，恶意煽动，制造混乱，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钱卫清：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长）
人们对卢家财富的认识，更多的是源于卢俊卿父女的大手笔花钱做慈善的记录，包括卢星宇捐出的压岁钱就上百万；帮助“带弟弟上学”的农村留守儿童龙张欢请保姆，承诺五年中每月从自己工资里拿出2000元为龙张欢一家请保姆；捐款20万元帮四川省凉山喜德县拉克村建立小学；认捐20万元购买“平安校车”行动的第一辆校车。还有卢俊卿父女向“中非希望工程”带头认捐1个亿，青基会已经确认到账1100万元；2009年春节，卢俊卿和陈光标、刘永好等都带着全家人到四川重灾区给受灾群众发新年红包和年货，发了3000多万元红包和3000多万元的年货；卢俊卿向母校捐款100多万元，建立了“俊卿助学基金”；卢俊卿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百万元资助大学生创业；卢俊卿出资300多万元在家乡开办“感恩堂义诊所”，等等。这不仅让人生疑，这对父女怎么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来做这些善事？
因为媒体的不解，把卢俊卿的赚钱模式用“灰色”来描述，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通过我的分析和了解，卢俊卿赚钱模式一点也不神秘，一点也不灰色，合理合法，值得同行业的人学习借鉴。
卢俊卿赚钱一点儿也不神秘
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官网上，我们能看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提供的各项服务，共有68项，可以归纳为包括“十三大平台服务，六大个性化服务”。在这个服务系统中，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搭建了一个兼具公开性、开放性、互动性的平台，涵盖了基础商务、行业服务、金融服务、国际商务、公关服务、慈善公益、管理咨询、学习修炼、子女及夫人服务、会所服务等各个方面，向会员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和帮助。他们所提供的是一种全方位的立体化服务，兼具咨询业、投资业、管理培训业、企业家俱乐部等行业的特征和项目内容。所以简单说，卢俊卿是靠提供服务赚钱的。服务业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指的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服务形式，生产性服务业指的是各种如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贸易公关等商业服务，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显然属于后面一种。
那为什么企业会向他们来购买这些服务？这源于卢俊卿所搭建的这个拥有数万企业家会员的庞大资源平台——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能够搭建这个平台，不得不让人佩服卢俊卿长袖善舞的资源整合能力。靠着多年来这个庞大服务系统所产生的平台资源，出现了马太效应，结果聚合了越来越多的资讯、商机和人脉等资源，会员企业家的数量也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他们的平台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企业家会员间的资源交流平台，企业与各地政府的合作对接平台，华商企业走向海外国际合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所产生的资源对接与合作，卢俊卿甚至可以不收项目中介费并对一般性服务免费，只收取平台准入费（会员服务费）和对企业个性化服务的收费。超值的服务聚拢越来越多的人气，平台价值年年攀升，服务费价格年年上升。这，就是卢俊卿的赚钱之道。
为什么说卢俊卿所做的是“平台经济”?
所谓“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ic），指的是搭建一种机会平台，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而获得收益的一些商业模式，往往有着较高的利润回报。比如微软、苹果、沃尔玛、阿里巴巴、腾讯等都是典型的“平台经济”型企业。网络平台型服务企业的一般模式是：平台免费，增值收费；产品免费，服务收费。这个平台就像PC电脑的“操作系统Windows”，在上面可以运行很多的“应用软件”，也可以衍生很多利润机会。比如腾讯公司的QQ，普通的使用者可以一分钱不花，但是有个性化服务要求的会员(如加入VIP会员，QQ秀等）则可以收费；使用360软件可以不收费，但个性化服务则可以收费。谁拥有了能产生巨大流量的平台，谁就可以轻松取得巨大的利润。再比如苹果公司，他们创造了iphone和ipad，而在上面可以运行数以百万计的app应用，而每种应用都可以产生新的利润。马云的“阿里巴巴”也是一种平台经济，众多的商家在alibaba或者taobao上都可以产生利润，所以有人称“是平台的力量成就了阿里巴巴”。
线下平台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沃尔玛、国美、苏宁等等，他们的大卖场实际上是搭了一个平台，很多商家可以入驻商场，与顾客进行交易产生利润。与网络线上平台所不同的是，由于场地费、水电费等成本压力，线下平台会对参与平台交易的商家收取进场费和服务费。
卢俊卿所做的也是一种非虚拟的线下“平台经济”，是一种基于会议与活动的线下平台。如前所说，因线下活动成本较高，所以由天九儒商集团向参与平台互动的会员企业收取恰当的平台准入费用(包括了部分标准化的会员服务）。有人质疑卢俊卿左手免费，右手收钱为“双面王朝”，恰恰这种双平台模式正是卢俊卿大胆而成功的一种制度创新，使世华会在众多的企业家会员平台中突颖而出，受到企业家的欢迎。如果说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平台的搭建者、资源的整合者，那么天九儒商集团就是平台的支撑者、服务者和资源的管理运营者。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天九儒商集团的增值服务，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会员的一个空名头衔对企业家会有什么价值？企业家之所以愿意花钱参与到平台中来，看中就是平台里的服务，并在平台里实现资源交流、互相学习和公平交易。有些协会光收费而不服务，或服务不到位，就是因为缺乏实现服务的市场机制，无法维持服务的成本支出。卢俊卿的双平台模式不仅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没有问题，而且值得学习借鉴。
社会上很多人对协会组织存在着极大的偏见，这正是长期的传统协会体制产生的弊端给人们带来的印象。传统协会的公信力往往被一小部分人滥用，变成一些控制协会的人敛财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官倒腐败现象。因为协会是公家的，信用和责任也是公家的，公家不投入，活没人去干，活动搞不起来；协会要活动必须有收入，要收入必须依靠商业运作，结果协会被分包或层层转包用来商业操作，出现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光收费不服务，或高额收费少服务现象，协会成为了少数人牟利的工具，留下一地鸡毛和公信力的沦丧。因此，不改革现有社团管理体制，只收费不服务的现象将永远得不到遏制，直至公用机构信用完全丧失。改革现有社团管理体制，一是要放开，二是要监管，第三是特别要引入竞争机制，对会员日益增长的平台服务和个性服务的要求可以利用市场化手段来满足。卢俊卿的双平台模式恰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卢俊卿对协会和公司都要承担100%的责任，所以，他会视协会和公司品牌信誉为生命，特别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恭恭敬敬为会员企业家服务。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风波事件发生以来，绝大多数会员企业家依然拥护他，卢俊卿连续每周举办幸福企业大讲堂，虽然费用不菲，却依然拥有众多听众，说明什么？说明卢俊卿不是靠国字号的牌子，也不是靠自我标榜，而是靠自己过硬的服务能力和自己在企业家中建立起了信誉和信用。在卢俊卿搭建的平台里，双方自愿走到一起，正常地开展学习交流和服务活动，为此向平台缴纳一定的费用，这又有什么好非议的呢？人们需要擦亮眼睛，不要被眼红卢俊卿赚钱的某些别有用心、煽风点火的人利用了还不自知。
正如我们社会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一样，卢俊卿的平台也许不是完美的，还需要不断的完善。但是在法治社会，谩骂和恶意攻击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对于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可以投诉，如果真有欺诈和侵权现象也可以诉诸法庭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媒体以偏概全，为了吸引眼球而吸引眼球，不作全面调查就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只去片面地报道那些叫骂的，却不去听听那些支持者的声音，特别是那些支持卢俊卿的会员企业家的声音，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会员企业家从卢俊卿的平台中得到了什么？
目前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瓶颈，如资本瓶颈、管理瓶颈、文化瓶颈、人才瓶颈等，如果不能突破这种瓶颈，很难做大做强。企业家们可不是一个容易被忽悠的群体。如果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资源和回报，是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支付较高的服务费用给一个不靠谱的协会的。我想通过以下的成绩单来看看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卢俊卿搭建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这个交流平台，已经累计为地方招商引资达数百亿元。仅第二届全球华商500强高科技论坛暨荆州经贸洽谈会，荆州就共签约项目52个，项目总投资额达89.56亿元。协会也帮助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世界，如促成中泰合作项目签约达62亿等。
再比如中央电视台2011年11月10日《新闻联播》报道了由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银赛控股等单位于2010年共同发起的“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第二次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海南省省长蒋定之、马里前总理凯塔等出席，会议最后发表了《万宁宣言》，为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对企业走向非洲加强协调、指导、规范、教育和提供具体服务，确保了中非经贸合作始终健康平稳地向前发展。
协会每年在北京举办杰出华商大会、财富领袖论坛、华商资本论坛、华商500强论坛、华商精英合作年会等五次千人大会，促进资本、项目面对面，人脉、商机手牵手，思想、智慧大碰撞；城市投资考察方面，每月举办1～2次城市投资考察活动，促进企业家与城市主要领导面对面交流，共享城市发展商机。
协会每年4月邀请各国驻华大使、我国前驻华大使与相关会员企业在人民大会堂欢聚一堂，共谋合作；中非合作圆桌会议——每年10月中旬，邀请非洲各国驻华大使、我国前驻非洲大使与相关会员企业家共谋合作，并将照此模式启动中欧合作圆桌会议、中亚合作圆桌会议、中美合作圆桌会议；财富全球行——每年举办2～3次财富全球行活动，带领会员企业家走出去开展系列经贸合作活动；在法国的中央大厦夏斗湖市建立杰出华商法国创业园，旨在帮助会员企业产品更加便捷地进入欧盟市场，同时节约关税，减少贸易摩擦。
协会在全国各大经济活跃区域建设“华商之家”会员服务基地，将协会的服务功能复制到各大经济区，让会员更加便利地共享协会服务资源。根据会员企业家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分布，成立矿产投资联盟、节能环保投资联盟、新材料产业投资联盟、金融服务产业投资联盟、城市建设投资联盟等产业投资联盟，按照行业分类向会员企业提供区别服务，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和适用性。每月举办一次行业合作洽谈会，每月组织一次行业投资考察活动，专业团队常年为会员进行合作对接，积极利用协会内外的资源为会员企业寻求商机和促进合作。
协会每月邀请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师协会、税务咨询服务机构领导和专家对会员企业家进行税务培训、咨询和指导；每月邀请有关政法部门、行业协会、法律咨询服务机构领导、专家对会员企业家进行法律培训、咨询和指导；并在每个细分的咨询领域选择一家最优服务能力的机构成为联盟成员，常年为会员企业提供优质优惠的咨询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品牌、营销、战略、资本运营、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等等。
协会每月为会员企业家及其高管开设中华儒商大讲堂提供一次为期3天的高端免费培训；每月组织一次会员企业家到知名企业学习考察；每年组团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经济全球论坛等高端活动。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的紫玉会所、北京唐人街会所，向会员企业家提供集会议、休闲、餐饮、娱乐、商务活动、艺术交流和艺术品展示于一体的高端会所服务，可使会员企业家享受一站式高端服务，并建立由劳斯莱斯、奔驰、GMC房车、宝马、林肯、奥迪等近50辆高档车、商务车组成华商车队，专门为高级会员企业家到京提供免费接送机（站）、商务、旅游等用车服务。
综上所述，卢俊卿在为企业牵线搭桥的过程中，其为企业创造的增值收益要远远多于企业付出的会员服务费。中国民营企业家是很上进奋斗、自强不息的一个群体。为什么MBA、EMBA课程受欢迎，因为企业家们需要学习知识、交流信息，不断拓展人脉资源。卢俊卿所搭建的平台显然起到了这方面的独特作用，满足了企业和企业家的特定需求，难怪会受到那么多成长中企业的欢迎。
为何卢俊卿能获得巨额财富？
要说卢俊卿为什么这么赚钱，其实就是他先人一步了解到了企业的特定需求并且创造了一个真正能满足这些需求的平台。他真正了解企业对这种高效的、市场化平台服务，企业家对高端的、人性化的服务是多么的渴求，并且用心去做好这个平台，扎扎实实提供了这些服务。
美国运通公司专为世界顶级富豪定制的顶级信用卡——百夫长卡，俗称黑卡。手中持有黑卡就意味着拥有让世界各地的人为你服务的权利。美国运通向持卡人提供“全能私人助理”服务，他们的承诺是“只要想得出的，都能做得到”。在中国，类似的服务形式，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也做得很出色。据华商协会的员工讲，企业家会员的个性化服务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包括：想要在北京联系专家给家人看病；希望用劳斯莱斯接送贵客；希望帮孩子联系出国留学；希望聘请一位国内知名的律师；等等等等。浙江一位企业家会员说：“别看我在当地事业很成功，但来到北京就两眼一抹黑。成为华商协会的会员后，就像在北京成立了个办事处。”卢俊卿也多次讲，自己永远不做领导，只作华商的公仆。这种姿态和这种服务，怎么能不受企业家会员的欢迎？有的企业家在得到自己想要的高端服务后，甚至还额外给协会馈赠高级汽车，甚至是房产。
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这个庞大资源平台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供有求自然容易促成合作，达成生意。对于那些有前景，但缺少资源的成长型企业，世界华商协会就会利用已有的巨大平台资源对其进行孵化，包括协助资金融通，整合专业资源，提供管理咨询等等。负责执行服务的相关机构在帮助这些企业达到特定的目标后，即可按照协议获取一定的股份或其他的中长期利益。这种协议形式与高盛、摩根、瑞银等投行的投资形式类似，不同的是华商协会更倾向于利用其平台资源进行扶持。这就是卢俊卿平台未来的方向，一旦平台孵化的企业逐步成功，卢俊卿表态说，未来他甚至可以完全开放会员平台，对一般性服务实行全部免费。
《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4日发布了《中国会议蓝皮书》显示，中国会议经济年产值近万亿，我们无法判定中国会议经济构成中有多少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成分，但卢俊卿所创造的市场化企业家平台对会议产业的价值贡献显然是扎扎实实、毋庸置疑的。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成长，中国会议经济也会水涨船高。卢俊卿搭建的平台，也定会为卢俊卿带来更加可观的财富。
为什么说卢俊卿的平台模式应该得到鼓励？
前段时间对卢俊卿事件的争议，既有对服务业的认识偏差，也有长期计划经济和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身份论”、“出身论”思想糟粕在作怪。事实看来，卢俊卿和他的世华会并不是简单靠收取会费和游走于退休国家领导人之间，蛊惑企业家谋取钱财，不是人们以为的掮客、皮包公司，更不是骗子；他在为企业牵线搭桥的过程中，其为企业创造的增值收益要远远多于企业付出的会员服务费。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内经济的日趋繁荣，会展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会展业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被誉为21世纪的“无烟工业”。不可否认，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很多的资源平台的实现是通过高端会议、出国考察等形式实现。据《纽约时报》的消息称，达沃斯论坛的每个与会者至少需要支付71000美元，而这一费用才只是最低收费，如果想参加小型的更高级的工业专门会议，就必须缴纳更高一级的137000美元会员资格费。但如果想升级至“行业伙伴”甚至“战略伙伴”，还需要交纳更多的费用，而且机票酒店用车等费用还需自理。联合国可以收费，奥委会可以收费，达沃斯可以收费，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民间协会收费就要被人诟病？难道我们中国人只有等别人建立了游戏规则，只有加入和听从的份？
经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已产生“洼地效应”，国际资本开始大量注入中国服务业，我们对于本土的服务业也应当大加鼓励和引导。吴敬琏在不久前财新峰会的发言中指出的，在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制造业中的一个趋势是在总成本中间加工制造的成本比重降低，而交易成本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在社会总成本中，交易成本的比重在一半以上，因为加工制造的成本降低、效率的提高靠分工，分工越来越细、分工的各个分支、各个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它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来越高。而服务业作为处理交易成本的行业，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卢俊卿所做的正是属于这种生产性服务业范畴。
我国服务业发展起步比较晚，国务院在2007年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后，发展服务业开始受到重视。但由于发展比较晚，以及前述对服务业的错误理解，我国服务业总体上存在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服务水平低等问题。特别是生产性服务比重小、服务领域被当作非生产性的活动，许多本可以产业化经营、商业化运作的服务领域，被当作公益性、福利性的社会事业来办。分析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的原因，既有认识方面的因素，也有政策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服务业当作不创造新价值的非产出部门、辅助性部门，夸大生产决定服务、服务从属生产的作用，而忽略服务对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过分强调服务业的非经济职能，忽视其产业功能。在这种扭曲的思维模式导引下，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政策自然难免有失偏颇。片面强调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将许多本来应该交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服务部门由国家专营、牢牢控制，官办服务业，大而全小而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服务内部化，严重浪费资源。官办服务业抑制了自由竞争，服务产品少、服务价格高、服务质量差，既阻碍了服务供给者改善服务的积极性，又制约了服务的有效消费需求。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十二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并讲话中提到：必须要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对于隶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经济”也属于国家鼓励发展并扶持的项目内容。
社会组织和公司本着自愿、公开、透明的原则为企业提供服务，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都应该得到尊重、支持和鼓励。对基本情况都不清楚，仅凭只言片语就妄加评价，毁人声誉，是不负责任的。别有用心者趁此落井下石，恶意煽动，制造混乱，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必将付出应有的代价。（钱卫清：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长）
